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遗憾的是，国务院第136次常务会议同意试点的第二天，沪渝两市试点方案就在发布的当天即刻实行，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堪为中国立法之最。第三，个人财富增长不同甚至悬殊，违背了宪法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精神。

这暴露出我国某些地方政府立法的随意性与盲目性，其效果也必然会大打折扣。可见，地方财政收入不是增量不足的问题，而是增量再分配的问题。例如，所得税由地方税改为六四分成的共享税，证券交易印花税也由最初的地方税改为共享税后，中央的分成比例不断提高，直至中央占97％，地方占3％。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这一充满宪政精神的精辟论述，已经被写入许多国家的宪法中。其中，中央本级收入51306亿元，比上年增长20.8％。

[19][美]哈维?S.罗森：《财政学》，赵志耘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0页。[24]这是最早在宪法性文件中规定的税收公平主义的条款。[29]参见[美]菲利普?塞尔兹尼克著：《社群主义的说服力》，马洪、李清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77 页。

[25]参见《荀子?王制》。引入便宜原则，有缓和法定原则过于严苛的考虑，因此，行政机关在适用便宜原则时，只能作出较法定原则下更为有利于当事人的决定，[62]不得加重当事人的义务或负担。客观的说，黄灯新规体现了行政机关进一步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的良好愿望，但其相关措施却存在合理性缺失的问题：首先，黄灯新规并未区分上述三种情况作出不同的分类处理，而是将不可抗力和紧急避险导致的抢黄灯行为也一律纳入行政处罚的范围，这一处置存在考虑失当的问题，其合理性值得商榷。显然，这两个问题的复杂性是巨大的，巨大到我们使用了理论深渊而非理论迷宫之类表述，之所以如此表述的原因是：迷宫是预设了出口的，而深渊可能是没有出口的。

抢黄灯现象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主观上为了抢时间，在遇到黄灯时越过停止线继续通行的情况，这是大家深恶痛绝的闯黄灯。它所标志、它所意味、它追求着实物的目的，它的眼中有它在生活中要贯彻的价值。

法律上的效力只能在毫不脱离民众生活实际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否则民众生活就会拒绝服从它。对于这一原则的功能定位我们认为应该与过去的原则应该有所不同。也许有人会质疑，这里没有共识，依然是强制。[40]显然，这种天然存在的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和滞后性，决定了成文法在提升行政决定的可接受性方面的能力是有限的。

[42]自此，中国行政法在理论界出现了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实质性的区分，并且，在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出现矛盾时，行政合法性优于行政合理性。[44]迈向可接受性的行政法，必然意味着刚性法律规则的必要的妥协。具体来说，我国行政法中的恶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滞后性恶法 孟德斯鸠说过：法律应该和居民的宗教、财富、人口、贸易、风格、习惯相适应。例如我国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就严重的滞后于社会的发展需求。

当前，法学研究对可接受性问题的研究兴趣日益浓厚。例如有学者明确的将可接受性作为一种主观性的概念来把握的，认为可接受性是人们内心世界对外在世界的某种因素或者成分的认同、认可、吸纳甚至尊崇而形成的心理状态或者倾向，无论这种因素或者是成分是经验的、先验的亦或是超验的，也无论这里的‘人们指向部分人群亦或是整个人类，更无论这种心理状态或者倾向形成的原因为何。

我们没有陷入战争，即使是在无政府的原始部落生活中和平也是主流，由此可见，一定存在一个大家都认的理。[42]书中讲到：强调合理性原则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坚持行政法治原则。

就法律而言，个案中的底线预期的寻找也并非那么容易。所谓‘惯性原则是指，过去一度被承认的观点，若没有足够的理由不可以加以抛弃，为此，它具有论证负担规则的特性：诉诸既存之实务者无须证成，而只有改变者才需要证成。我们的回答是，求同存异中的同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可是如果是法律本身出了问题呢？当法律本身出了问题，我们到底是准备捍卫法律的尊严一错到底，还是从善若流提升法治的可接受性？当一个国家的行政法律体系因为诸多原因存在大量的恶法，这时候的严刑峻法除了能把法治搞臭，还能有什么效果？这时候的严刑峻法除了逼迫少数人走上直接对抗法律制度的道路，还能有什么效果？这时候的严刑峻法除了成为直接撕裂本应是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官民关系的导火索，还能有什么效果？法律即便不能使人为善，至少也应当避免将人逼上绝路，因为当法律将行政相对人逼上绝路之时，也就同时将自己逼上了绝路——当法律无法发挥调整社会的功能之时，就意味着法律的死亡。例如台湾法规定行政处罚便宜原则适用的主要情形有四：第一，在违法行为情节比较轻微时。[64]   注释: [1]参见胡平仁：《法律接受初探》，载《行政与法》2001 年第2 期。

接受这一概念表达的是人的接纳、认同、内化、服从的心理状态，与之相对应的是不接受概念，它表达的是人的漠视、违背、规避和抗拒的心理状态。[19]用通俗的话说就是：问题的困难之处并不在于讲不讲理，而是讲谁的理？、讲什么理？。

但是，根据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受新农村建设规划等影响，各镇、街道在数年前就暂停了农民建房申请的审批。所谓抢黄灯，指尚未越过停止线的机动车在遇到黄灯时不停车，而是继续通行的行为。

可是，从现实的角度看，优先推进立法环节的可接受性未必是上佳的选择，其原因在于： 第一，成文法天然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在提升行政决定的可接受性方面能力有效。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相应问题缺少行政法具体规则的调整，或者法律给行政主体或行政争议处理机关留下较广泛的自由裁量余地时，行政行为的实施或行政争议的处理就要直接受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拘束，即直接根据行政法基本原则作出相应行为和裁决相应争议。

在这些执法者的心中，这种便宜行事并非出自私心，也不是挑战法治，而是为了更好的贯彻法的精神。因为法律绝不是徒具语言形式的东西。一般认为，成文法的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不合目的性。无疑两者都是重要的，可是，事有缓急之分，在当前的国情下，推进行政法可接受性的基本战略方向是什么？是优先推进立法的可接受性，还是优先推进执法的可接受性？这是个问题。

2011 年3 月10 日，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1、何谓可接受性? 可接受性这一概念的基础概念是接受，因此，在讨论可接受性这一概念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分析接受这一概念。

质疑者或许会说：便宜原则在我国法律上并无明文的依据，行政机关适用便宜原则是否妥当？我们的回答是：如果其他的做法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追求一断乎法的形式完美的法治呢？毕竟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都不应当是为了建立一种权威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不管是哪种情况，如若合理与合法不相容，仍是法律为准。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接受是一个反映主观性的概念，这是否意味着在接受概念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可接受性也是一个反映主观性的概念呢？也许有人会问：这个问题重要吗？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21]参见胡玉鸿：《法律技术的正当性基础》，载《法学》2007 年第7 期，第67 页。

尤为重要的是，优先推进执法的可接受性可以形成一种重要的信息反馈机制，这一机制将为推进立法的可接受性积累收集大量的信息、积累重要的经验，使立法层面的完善变得有的放矢，而非闭门造车。[64][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05～406 页。（2）便宜原则的合理性分析 也许有人会质疑便宜原则是否是对法治的破坏，其合理性到底何在，对此我们的回答是： 第一，便宜原则是对合法性原则的补充，仅仅是例外情形下的适用，并不存在颠覆合法性原则的危险性。为什么这么说？原因在于：在接受概念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可接受性也是一个反映主观性 的概念，那么构建可接受性的基本方法就是从人的心理感受入手，进行各种心理干预。

[22]也许有人对罗尔斯的观点不太赞同，的确，在主义之间寻找重叠共识的确有点艰难，例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就是蜈蚣见不得鸡的关系。[50]在美国，关于金钱上的处罚很多也是通过和解的方式加以解决的。

再例如社会公众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可接受性也是可能不同的，在某些地方民众一致认为土葬是可接受的，可是执法者群体却认为这是绝不可接受的等等…… 如何处理这四个维度之间矛盾，这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37][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 354 页。

[45]通常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实行的基本原则有两项：一项是起诉法定原则，另一项是起诉便宜原则。[16][美] 罗伯特?C. 波斯特：《宪法的法律权威之形成：文化、法院与法》，载张千帆组织编译：《哈佛法律评论：宪法学精粹》，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28-429 页。